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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亞太地區依然引領世界經濟增長，占全球增長的60%。亞洲在全球經濟產出表現平平的形勢下展現了其實力。然而，面臨巨大的全球阻力，亞太地區必須通過深化結構改革，進一步提高生產率。

新的亞行研究表明，如果沒有堅定的改革舉措，亞洲許多經濟體的潛在增長率有可能低于全球金融危機前夕的水平。潛在增長率指的是在不加快改革步伐的前提下，在充分就業和通脹穩定情況下所能實現的最大經濟產出。

承認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帶來的挑戰為什么會有所幫助呢？一方面，如果一國的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那么利用貨幣和財政激勵政策來提高實際增長率、使其接近潛在增長率的舉措是適宜的。另一方面，如果二者已經持平或接近，那么比起采取貨幣或財政激勵政策，更應該優先通過結構改革來提高增長潛力。

造成亞洲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來自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滑。與2000年—2007年相比，2008—2014年間，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一個百分點以上，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亞洲發展中國家總量的50%以上。出現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的還有韓國、新加坡、哈薩克斯坦和泰國。當然，這次增長放緩的程度和影響都遠不及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首先，這并不意味著亞洲已經告別了保持高增長率的“昔日輝煌”。通過將低工資水平與增長導向型政策相結合，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國等國已躋身增長最快的國家。印度啟動了宏偉的結構改革計劃，目前已成為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大型經濟體。

為什么一些亞洲國家的潛在增長率會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結構：該地區已經開始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放緩階段。以中國為例，2011年以來，中國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已經在萎縮。即使在勞動人口正增長的國家，其目前的增長率也往往低于以往水平。

其次，物質資本積累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在一些國家，這種積累已經開始顯出頹勢。再次，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增長放緩的影響主要通過貿易渠道擴散到了亞洲其他地區。

人口結構的改變非朝夕之功。雖然中國在近期放寬了計劃生育政策，由一戶一孩變為一戶兩孩，但此舉對于今后的十五年并無助益。為什么呢？因為沒有哪個家庭能立刻生出一個勞動年齡的孩子。因此，至少在未來十五年，中國勞動人口下降的速度不會受政策變化的影響，而由于新生人口的增加，家庭撫養負擔將進一步加重。

不過，亞洲國家可通過實行改革提高生產率，進而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

在亞洲，農業就業人口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在許多國家超過了30%），要加快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實施促進生產要素高效分配的改革至關重要，比如對中國限制人口內部流動的戶籍制度加以改革。

在教育、貿易、金融資本一體化、勞動力市場、信貸市場和政策效能等領域深化改革有利于提高增長水平，并促進勞動力和資本的高效分配。優先進行哪些該改革則因國家而異。

很多此類改革面臨著政治挑戰。但一些成功案例表明，只要付諸實施，這些改革將顯著刺激增長。 中國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放開價格管制和降低貿易壁壘都是成功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越南自1986年實施的“革新開放”（Doi Moi），其內容包括開放國際貿易，下放決策權，促進農業現代化和擴大私有化。 近期的例子則包括：2015年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取消燃料補貼，以及印度于本月剛剛通過新破產法。

我們預測，如果亞洲發展中國家實施上述領域的改革，那么在未來十年，其潛在增長率將可提高近一個百分點。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經濟增長依然強勁，但亞洲絕不可因此而自滿。繼續推進結構改革將提升亞洲增長潛力，確保亞洲在全球增長和減貧中繼續發揮引領作用。